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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生,最难的不是技术

时间:2015-04-21 作者:未详 点击:次

 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,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,但有些感动我终生难忘。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,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。有一天,男孩突然病倒,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,实在扛不住了,才被父亲送到医院。入院时,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。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,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。
  
  很快,我们诊断出男孩患的是重症——吉兰·巴雷综合征,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。这时,钱成为最大的问题。最后,这位父亲让老乡帮忙守着儿子,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。三天两夜后,他带着1。2万元回来了——他借遍了全村。可这三天两夜花掉的医药费,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。
  
 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,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。我走进病房,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。“我们已经没钱治了,谢谢你们的好心!趁孩子还有口气,我要把他拉回老家。”他像是在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跟我告别。在急诊科,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。
  
  我站在那儿,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,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%降到92%,再降到85%……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:救不救?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,却一点儿都不觉得疼,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、男孩的眼泪……
  
  过去了大概30秒,格外漫长的30秒,我小声说了一句:“插管!”话音未落,啪的一声,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。原来,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,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命令。
  
  两周后,男孩脱离了危险。出院时,父子俩跟医院签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,每月还200元。即便这样,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。
  
  男孩出院后,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前,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,转身就跑。每次他来,为了他的自尊,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。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,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。
  
  这时候,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。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,有太多的辛苦、太多的委屈,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,那些都不足挂齿。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,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。所以,我经常问自己: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乎残酷,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?
  
 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。那天,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,一位32岁的女病人,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,病情非常严重,入院时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。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,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。老人焦急地说:“钱正在路上呢。今天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?”中午时分,总算盼到了送钱的人——几经辗转,只借到3000元。交不上钱,病房也“收不了”。我坐到病人床边,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,一边等着再去“找钱”的人。
  
  接近下午5点,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1万元,她父亲问:“够不够?”“肯定不够。”“那还需要多少?”“按照她的病情,通常会超过10万元,而且……”我说得小心翼翼,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,但又不能不说。末了,还要加一句“可能人财两空”。
  
 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,我没有催促他。在狭小的办公室里,我们面对面坐着。老人强忍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,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,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。他念叨着:“我怎么能不救她呢?她娘早早就走了,我拉扯大他们姐弟。儿子去年结婚,我借钱给他盖房,欠了一身的债。这,我再跟谁去借呢?你容我想想……”
  
  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。他走了过来,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,半晌才出声:“我们不治了,我们回家。”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,但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的刺痛。后来,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,我看见她在哭,无声地哭……
  
  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:抬起她时,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撒手。我知道,她这是在传递强烈的求生愿望。
  
  像她这样的年龄是不该被放弃的,这是无奈的放弃。如果你不能理解“无奈”二字,就看看那位父亲的眼睛吧。倏忽间,这“无奈”二字就狠狠刻在你的心头了。
  
  通常情况下,令我揪心的不仅是那些病重的人,更是像这位可怜的父亲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遮盖的自责。我想对他说:“老人家,这不是您的错,不是!”那么,这是谁的错呢?谁该承担这份苦难、这份生命之重呢?退一步说,如果这位父亲不是如此善良、懦弱,如果他坚持接受治疗并最终人财两空,他会不会迁怒于医护人员呢?会不会咒骂我们医生赚了“黑心钱”呢?
  
  面对这样的场景,医生心底那异常激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?我只想说,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。当下我们各行各业呈现出的某些乱象,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。在种种冲突、困扰之中,我们都应该相信,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。
  
  对临床医生而言,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技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