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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备好度过战战兢兢的人生了吗

时间:2019-04-14 作者:未详 点击:次

  我是长春人,1985年出生。我妈妈是长春电影制片厂(简称长影)的编剧,舅舅是长影的制片人。我在长影大院里长大。
  
  小时候我用来画画的本子,是从中间裁开的剧本:以前的剧本是用劣质油墨印的,两页连在一起,我的画上都是背面文字透过来的黑点点。我用空的胶片盒装玩具,很早学会的短语是“日/内/村主任家”“夜/外/小院”。周末下午,我常常和小朋友去爬放在篮球场上的道具飞机。
  
  我妈妈写的第一个剧本,讲的是上海滩黑帮的故事,叫作《外滩龙蛇》。电影上映的那天她带我去看,坐在黑暗里,我问她:“妈妈,他们知道这个剧本是你写的吗?”妈妈听完就哭了。很久之后,我才知道为什么。
  
  一开始,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,除了学校组织看的《黄飞鸿》和《小兵张嘎》,我没特别看过什么片子。直到初中的某一天,舅舅放了一张碟给我看,叫作《碧海蓝天》。画面粗糙,字幕也不太对得上。但是看完之后,我觉得心里突然空了一块。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起,我开始慢慢决定要做一名导演。
  
  我是一个偏科非常严重的学生,高二选了文科之后,数学和地理常年徘徊在及格线的边缘。那一年北大开设影视编导专业,我报名参加艺术加试,如果通过了,有50分加分,就能走上电影之路。
  
  加试在一个好像是由水房改造的教室里进行,里面有大镜子,也有水龙头。冬天的北京很冷,我和另一个一起考试的同学在北大校园兜了一圈。在湖边看到两只喜鹊,同学说:“一只是你的,一只是我的,我们都能考上。”
  
  加试的分数拿到了,班主任看了看我的成绩,说:“你考北大,有了加分也够呛。”
  
  我果然没有考上。
  
  哭了一个暑假之后,我下定决心:电影什么的,放弃不就好了。那时候,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年轻人。后来我在吉林大学读了中文系,又被保送到复旦大学读比较文学研究生。在复旦读了拉丁文和梵文,以后的路线,不出意外,应该是申请古典语法比较方向的博士,然后做大学老师。
  
  研二那年,我由于无聊便报名去做上海电影节志愿者,被分配到“电影人接待”小组。我站在武东路上,一边排队等手抓饼,一边给负责与我对接的工作人员打电话:“请问我被分配接待谁了?”
  
  “吕克·贝松。”她说。
  
  我突然想起初中那个看完《碧海蓝天》心里空荡荡的下午。我想起那天的天气,姥姥家客厅黑色的皮沙发,盖着毛巾、沉默的缝纫机。
  
  那年上海正举办世博会。我坐在车里,陪吕克·贝松去机场接他太太。
  
  我终于有机会对他说:“我非常喜欢《碧海蓝天》。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年纪很小,但是我看懂了,看完之后,我感觉很寂寞。”
  
  他说:“它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我在剪辑的时候哭了,那部电影里有我的回忆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故事。”
  
  2010年9月,我坐在复旦北区宿舍里,在搜索引擎里敲下“美国电影留学”。我也有想讲的故事。
  
  天气开始变冷,我缩在被子里,支着从书报亭买的、画着海绵宝宝的小炕桌,第一次开始写剧本。我上网查了英文剧本格式。原来“INT。LIVINGROOM。DAY”,就是我从小就知道的“日/内/村主任家”。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
  
  在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个人陈述中,我写道:
  
  我想做一个讲故事的人。我妈妈是长影的编剧,她带我去看由她写的第一个剧本拍成的电影,坐在黑暗里,我问她:“妈妈,他们知道这个剧本是你写的吗?”妈妈听完就哭了。
  
  很久之后,我才知道为什么。
  
  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、考博士、考公务员。我什么都没有准备,孤注一掷,一心要去美国学电影。“如果你没被录取怎么办?你连一条后路也没有。”爸爸妈妈很担心我。我说:“我也不知道,但是不试一次,我肯定会后悔的。”
  
  哥伦比亚大学的面试是在深夜,室友去外地实习,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,听着耳机里哔哔剥剥的电流声。
  
  “你觉得你可以适应纽约的生活吗?”远在美国的老师问我。
  
  “我觉得我可以。我看过好几遍《欲望都市》。”我说。
  
  老师笑了:“生活和电视剧不一样呀。”
  
  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。
  
  四月的一个晚上,我和朋友在外面吃饭。突然一个奇怪的号码打来电话。
  
  “祝贺你,你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!”电话那头说。
  
  我对着听筒尖叫了半分钟。那一年我已经26岁了。26岁,要完全重新开始。我很紧张,但是我要先高兴一会儿。
  
  我一直知道我可以写东西,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真实的摄影机。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方式是,把你直接踢下水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拍的导演课作业,惨不忍睹。其他同学拍的作业都很好,把我的作业衬托得更傻了。下课后老师把我留在教室里,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看我的作业,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。回到宿舍,我大哭一场。但很快我就习惯了:每周导演课结束后,我都要大哭一场。
  
  老师们夸奖我:“你是一名很好的编剧。年级很好的编剧之一。”
  
  每次我都会笑着说“谢谢”,同时心里在呐喊:“那我不能做导演吗?我拍的片子不好看吗?”
  
  不好看。
  
  身为一个A型血、处女座的人,我暗下决心,我要让你们夸我是一名很好的导演。
  
  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学分的两年,我过得比高三累30万倍左右:看片、写剧本、拍片、上课,除了学校、宿舍和片场,我几乎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。
  
  第一年结束,回国之前,朋友带我去时代广场吃川菜。在纽约一整年,那是我第一次去时代廣场。
  
  “啊,你在纽约,那你去波士顿玩了吗?”每当有人这么问,我都在心里流着泪说:“没有。”
  
  2015年5月,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做交换生,我的毕业作品在纽约林肯中心放映。放映结束,制片人打来越洋电话,告诉我,大家都很喜欢我的片子。
  
  老师们终于觉得,我是一名好导演了。
  
  后来,我的片子被一些电影节拒绝,也被一些电影节青睐;我的长片项目被一些创投单元拒绝,也被一些单元接纳。
  
  在磕磕绊绊中,我毕业了,回到上海,一边写剧本,一边教学生。
  
  做一个电影人,永远悲喜交加。简历上有多少好看的条目,就收过多少拒绝信;有多少志得意满的时刻,就有多少夜不能寐、自我怀疑的时刻。
  
  可是,这不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吗?
  
  做一个电影人,永远战战兢兢,永远眼含热泪,永远充满希望。
  
  就像《梦幻骑士》里说的:“即使满身伤痕,也要踮起脚尖,去摘那摘不到的星星。”
  
  现在最让我高兴的,是我的学生们都被自己理想的学校录取。他们也踏上了这条荆棘丛生但风景无限的道路。
  
  很多学生在一开始都问我:“老师,我可以学电影吗?”
  
  “我有天赋吗?”
  
  “我是中途转专业的,什么都不会,怎么办?”
  
  我会说:“没关系,可以的,我开始时也是一样的。慢慢来,一点一点来。”
  
  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,记录下你人生中每一次感动的时刻,以及你所遇到的每一个有趣的人,这些事和人是你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  
  你在余生的每一天,都会经历悲喜,都会自我推翻,都会收获新的灵感。
  
  这就是艺术的奇异恩典。
  
  准备好度过战战兢兢的人生了吗?准备好永远含着热泪、抱着希望追寻下去吗?
  
  今天也要摘星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