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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国家队地下室里的“插班生”

时间:2014-12-13 作者:未详 点击:次

  2000年,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。然而,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。
  
  现在想来,这太好理解了。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——很调皮、很自我、不好管、不太听话。所以,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。对于这样的局面,我并没有心理准备,还感到挺伤心的。直到这时候,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。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,等到下一次再选拔,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。说白了,就是“过了这村,就没这店”了。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,那时他就说,无论如何都要搭个“末班车”,一定要把我送上去。
  
  在这之后,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,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。其实,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所以,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“插班生”。
  
  2000年5月,我一路北上,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、为高主任争一口气。两个月后,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,我拿下了男团、男单两项冠军。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,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。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,别人肯定会觉得,我这个“插班生”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。还好,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。
  
  就这样,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。刚到北京后,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,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。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,二队住地下室。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,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,一队差的退回二队,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。
  
 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。地下室阴暗、潮湿,四个人一个房间,卫生间则是公用的,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。这都没什么。最难的,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。
  
  因为我是“开后门”进来的,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,就怕教练不重视我,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。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,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,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,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。
  
  而且来到国家队之后,那种大强度的训练,是之前在青年队和八一队从来没体会过的。当时每天练完,就想回到房间,躺在床上看看电视,什么都不想做。那时候我们的能力还没到师兄们的那个程度,可是每天的训练量却和师兄们是一样的,我就感觉很吃力,特别累。
  
  地下室给我印象最深的,就是手机没有信号。刚去北京的时候,我还没有买手机。临行前,八一队教练再三关照:“你到了那儿就好好训练,千万不要喝酒,也不要用手机。你就记住这两条。”所以,差不多前半年,我都没有手机,一直到2000年底的世青赛打完。
  
  第一部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,我已经忘了,但我记得是部索尼手机,那时的号码也一直用到现在,从没换过。那时候买手机可以选择的品牌比较少,而且还不是彩屏,都要3000多块钱。所以,手机算得上我当时比较贵重的一笔财产。
  
  地下室里,手机常常没有信号。要打电话或者发短信,都要站在床上面,把手举得老高,等短信发出去了,再放下来。
  
  不过,这段地下室里的日子不只有压抑,也有让我高兴的事,就是冬天洗衣服不用再两只手泡在冰水里了,而是用上了洗衣机。小时候在八一队,不仅要洗自己的衣服,还要洗大队员的。吃完饭,他们也是把碗往我面前一推。虽然大家都是小毛孩,经历一下这种事也好,但是这种“以大欺小”的人还真不算什么英雄。
  
  等到了国家队以后,大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了,也不会谁欺负谁。进国家队12年,我们的生活用品时常会被赞助。牙膏、牙刷、洗发水、沐浴露这些我都自己买过,惟独洗衣粉,我到北京12年就没自己买过一袋洗衣粉,这也真的创下一个纪录了。比方说今天一个宿舍的洗衣粉用完了,那我就先把脏衣服放在旁边,等哪天又有了洗衣粉再洗。结果,总是不出两天,洗衣粉就一定会补上。国家队的洗衣粉好像永远用不完似的。
  
  就这样在国家队待了一年半,转眼第二年的全运会在广东举行,我代表八一队出战。八一队的团体实力不强,反正就一场一场打吧。男单比赛,我放卫星似的进了决赛,对手是湖南的罗毅刚。这时候南京军区的很多领导都飞到广东来看我比赛了。
  
  那时候,连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没想过我能进决赛,而且第一局还赢了。虽然后来以1比2输了,但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样的结果也很正常。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事,它们才能变成你自己的财富。至少在2001年的全运会上,我是同年龄组中收获最多的,无论是成绩、赞美,还是自信。
  
  带着全运会男单银牌,我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。而我的职业生涯,也像坐上了云霄飞车一般,开始往最高点攀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