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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影“怪才”刘宪龙:诗意世界与生活

时间:2017-10-31 作者:未详 点击:次

  京城里有这么一个“怪人”,他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师,却对地下室生活情有独钟。他把废弃在草地上的瓶瓶罐罐视为花,把喧嚣的马路噪音当成乐团,把骑自行车的人视为飞翔的海燕,路上的行人则都是舞者;他用独特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。在他眼里,一切都是那么有诗意和情趣……
  
  以相机为画笔、大地为画布、脚为画尺
  
  出生在辽宁海滨城市丹东的刘宪龙从小酷爱油画,1984年,刘宪龙得到了一个到鲁迅美术学院进修两年的机会。在美院上学期间,刘宪龙背起画架、方便面、照相机、三脚架“四处流浪”,只要是“有感觉”的地方,他就把“行头”就地摆好,开始作画。无论是鲜花遍野的山坡,还是满是污物的水沟,在刘宪龙的眼里,都是“素材”,而刘宪龙最爱的,还是东北农村那种淳朴的乡村气息。
  
  “那几年的春节,一过了12点,我们连饺子都顾不上吃,就得收拾东西赶去黑龙江农村。”刘宪龙回忆道:“二月的黑龙江贼冷贼冷的,我们几个就坐在村口,观察村民放鞭炮、串亲戚,冷风嗖嗖地直往脖子里灌。”
  
  后来,刘宪龙的兴趣由绘画转向了摄影,以他的话说,就是“用相机来绘画”,相机能帮他在一瞬间抓到那幅一闪而过的风景画。
  
  那个时候,刘宪龙有个主旋律式的宏伟蓝图:把北京当做起点,以相机为画笔,以祖国大地为画布,全国各地走上一遍,边走边拍,不拍山不拍水,专拍平凡勤劳的人民。行走就是写字绘画的过程,刘宪龙说这叫行为艺术。目前为止,刘宪龙已经用双脚走过了全国20多个省,在行走的过程中,他带上方便面和馒头,累了就坐在地上歇一歇。“那时候要是一天能吃一顿面条,就真的能高兴坏了。”回忆到这里,刘宪龙憨憨地笑了。刘宪龙走到了陕北,在陕北建立了一个奥运村,并搞了一些原生态的运动:用玉米棒来接力;以窑洞当球门举办足球比赛;在雪地里举办足球比赛……
  
  奥运会期间,刘宪龙获得北京荣誉市民称号。他的创意是:把奥林匹克社区和农村结合,创造一个奥运列车,始发站是北京的奥林匹克社区,终点站是山西的奥运村。这体现了城市和农村结合的理念。
  
  地下室:另类“六星级酒店”
  
  初来乍到的刘宪龙,先是惊叹于北京城繁华的城市夜景和高楼大厦,但在摸了摸自己的钱包后,不禁犯了难:如果租住楼房,自己挣的钱不够交房租不说,没准还得增加家里的负担。权衡之下,刘宪龙选择了地下室暂时做栖身之所。刘宪龙特别记得刚搬进地下室时的感觉:当时的那个地下室非常小,而且没有窗户,住在里面让人感觉特别憋闷。刘宪龙灵机一动,在墙上画了一个窗子,还画上了可欣赏的“窗景”。他没想到的是,这一“暂住”,使他彻底爱上了地下室的生活环境。
  
  没过多久,上天便给“勤劳勇敢”的刘宪龙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—他被聘为电视剧《水浒》的摄影;紧接着刘宪龙的业务就接踵而至了:给几个明星拍了写真,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李丹阳、张涵予、吕良伟等;接拍了不计其数的广告片。可以说,按照刘宪龙此时的名气与实力,完全有能力搬进洋房别墅或者国际公寓,而刘宪龙依然以地下室为“家”。
  
  “别人可能都觉得地下室阴暗潮湿,但我觉得我家比五星级酒店还要棒。你看,地下室非常环保,冬暖夏凉,冬天用不着暖气,夏天用不着空调,又省电又环保,啥叫低碳生活,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低碳生活。而且最主要的是,地下室的原生态环境的创作灵感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。”刘宪龙只要一提起他的“家”,就赞不绝口。
  
  一次,上海某出版社来找他拍摄照片,看到他的“家”后,非常诧异,都觉得刘宪龙是在跟他们开玩笑。刘宪龙解释道:“我住的地方是六星级宾馆,卫生间多,东南西北全有。办公室多,奥林匹克公园办公室、小区附近的所有公共场所都是我的办公室。我的灯光是自然光,空气新鲜,累了就看看过往的行人。对了,我还有个乐团。”刘宪龙指着二环路方向的车流调侃道:“有他们给我伴奏,我办公的时候不孤独。”
  
  不光朋友们诧异于刘宪龙的“家”,就连多年的街坊们,提起刘宪龙,也不免指指自己的脑袋—“他这儿有问题”。对于这些“偏见”,刘宪龙根本就不在乎:“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,只要是与人无害的,都应该得到理解。”
  
  我是人,我就干实事!
  
  我问刘宪龙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人好事,刘宪龙笑了:“啥叫好事?”
  
  在北京居住期间,刘宪龙一直照顾着一位80多岁高龄的孤寡老人。这个老人以前是一名美术教师,膝下无儿无女。由于长期独自生活,老人对于生活充满了悲观的情绪。“我家里也有老人,既然不能在家尽孝,就尽自己的能力帮一些身边的老人吧。”听邻居们讲,老人去医院看病、去公园散步,基本上都是刘宪龙陪同。
  
  说起当年的汶川地震,刘宪龙摆摆手说,不要提了,现在想想还是悲痛欲绝。“我和几个朋友在火车上,遇见了一个老大爷,他的老家在北川。他一听说家乡受灾的消息就赶紧赶了回来。我们一询问起当地的状况,老大爷就一直哭一直哭,我们这才真正感受到了整座车厢的悲恸气氛。我们先是把老大爷安全地送回了北川,又倒了几次车才到达汶川。”说到这里,刘宪龙掩面而泣。“到了灾区现场后,我们都傻了,这里简直就是一片废墟,呼叫声、号子声、哭喊声,乱成一片。那时候我就知道要挖土、搬石头、抢救伤员,总之就是要多救人,马不停蹄地救人!你如果没有看过乡亲们的眼睛,你不会体会到那种使命感,地下压着的都是他们的亲人啊!”说到这里,刘宪龙有些抑制不住地语无伦次。“那是个晚上,我被救援队的人叫醒,去拍一些照片。到了现场后我呆住了,一辆栽进了山涧里的救护车,救援队员连带伤员全都牺牲了。没亲临现场,真体会不到什么叫悲痛欲绝。那时候下着雨,我的手已经拿不稳照相机,只知道眼泪混着雨水不住地往下流。”
  
  之后,刘宪龙给我们看了几条灾区同胞给他发来的短信。短信的内容全都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,还有人说自己家里盖了新房,给刘宪龙留了一间。
  
  对于美的追求:近乎顽固
  
  刘宪龙自己也承认他是个特别固执的人。给人帮忙不喜欢收钱,如果谁要是硬塞给他钱或者东西,刘宪龙就会“很不讲情面”。在剧组拍摄的日子里,一般闲暇的时候刘宪龙都会给一些“群众角色”拍剧照,“群众角色多不容易,在剧组里一待就要待上一整天,可能都争取不到一个“露脸”的角色。但是如果他们能留一两张剧照的话,那该多开心。”
  
  刘宪龙给人摄影从来是不先讲价钱的,“我就是无条件地信任别人”刘宪龙把这句话时常挂在嘴边上。久而久之,刘宪龙也就难免没有受骗的经历。有一次,他的一个合伙人来了一次“卷包会”,把本来该给手底下员工发的工资全部都“卷走”了。刘宪龙没有再继续追究合伙人的法律责任,而是东拼西凑借来钱,把工人的工资发了。“我那个时候只想到,总不能让人家一分钱都拿不到就回家过年吧!”
  
  刘宪龙不喜欢去影响别人的生活,他欣赏每个人的生活方式,欣赏每一个角落,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现“美”。卫生差的地方,以矿泉水瓶、垃圾当作花,别人觉得是废弃的东西,自己觉得是“美”,但要把“美”以正确的方式引向征途。